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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节选自《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3年第2期 ，作者：张建华，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5)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苏联国内政治气氛日渐紧张,犹太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反犹主义成为斯大林手中的武器。1930年,俄共(布)中央的犹太部被撤销,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运动中,一大批的犹太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一方面鼓励犹太人建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争取西方政府道义上的支持和争取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对苏联经济上的援助;另一方面对犹太人在苏联国内的旅行和迁居加以限制,当波罗的海三国被合并后,当地反对加入苏联的犹太人大量地被驱赶出苏联国境或者被大量地关进各地的集中营。事实上,在卫国战争中,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一样,为保卫苏联而英勇战斗。在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11000余人中,犹太族出身的占据总人数的第五位,即俄罗斯族8160人,乌克兰族2069人,白俄罗斯族309人，鞑靼人161人，犹太人108人。
 被列宁称为“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的斯大林的权力和声望在卫国战争后达到了顶峰。40年代中期后,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大俄罗斯主义急剧膨胀,反犹主义盛行全国全党。1953年1月,在斯大林去世前两个月,因克里姆林宫女医生季亚舒克的告密,内务部长贝利亚制造了一起莫须有的“医生谋杀案”,即所谓的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生与国际犹太人恐怖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以“有害的治疗方法缩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在被捕的9名著名医生中有7名是犹太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发展的转折时期。以权力过分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体制尽管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冲击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数次微调,但是仍然沿着原有的惯性轨道运行,苏联的综合国力在70年代中期后由盛转衰,进入停滞时期。在民族问题上,苏联国内的大俄罗斯主义沉渣泛起,在苏联社会以及苏联领导阶层中发挥其影响。俄罗斯人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以“老大哥”和“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而视其他民族为“被拯救者”和“小兄弟”,不尊重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甚至处处排挤其他民族。
 20世纪50—80年代大规模的推广俄语运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宣布:“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赫鲁晓夫甚至在白俄罗斯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提出:“我们掌握俄语速度愈快,建成共产主义就会愈快。”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在理论上补充了赫鲁晓夫的“人们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提出“双语制”理论,即苏联的各个民族在掌握其母语的同时,还必须掌握族际交流语———俄语,并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第二语言”。一些苏联学者公开宣称:“生活在自己共和国内的人们,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忘记自己民族的语言,不去使用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的语言。” 苏联政府推广“双语制”运动本身具有明显的文化沙文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以行政命令和强制暗示的做法迫使非俄罗斯族居民“自愿”选择俄语为第一母语或第二母语。苏联学者科兹洛夫所著的《苏联民族》中提供的具体数字表明:从1926年到1970年,苏联境内的各民族将本民族语言作为母语的比例,除俄罗斯族上升了0.1个百分点外,其余民族(非俄罗斯民族)平均都下降了2—54个百分点。其中各加盟共和国的非主体民族下降速度尤为惊人,犹太族的比例从1929年的71.9%下降到1970年的17.7%。另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在犹太人中将犹太语作为母语的老年人的比例要高于中年和青年人。另外,以犹太文字出版的书籍的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后锐减，1951年苏联出版的犹太族依地语的书籍24种,到1970年只出版了4种。
 苏联政府鼓励异族通婚,异族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属性由子女自由选择,犹太人与俄罗斯通婚所生的子女大多数选择俄罗斯族为自己的民族属性,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犹太人与俄罗斯人的异族通婚关系中,仅有12%—18%的后代选择犹太族属性。
 无论是沙皇俄国时代,还是在苏联时代,犹太人始终是各民族中受文化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尽管犹太居民的人数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1971年统计数字约270万),但在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医疗等部门工作的人数却占了30%,犹太族大学生占全苏大学生总数的14%,犹太族科学家占全苏科学家总人数的13%。在俄罗斯联邦,每千名10岁以上的犹太人中就有344人受到高等教育,而俄罗斯人仅为43人。但是从70年代起,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鲍曼工学院等著名大学或者是与航天航空、军事技术、信息科学等有关的系科对犹太人的限制较多。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从1967年到1973年,犹太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1万人下降到88500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从46000人下降到37100人。究其原因,除了与70年代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部分犹太族青年因父母为异族通婚而选择俄罗斯族民族属性而导致苏联的犹太居民总数下降有关外,与苏联政府限制犹太族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也不无关联。
三
 如果从人口总数来看,犹太族(人)是苏联的第16个民族,占苏联人口总数的0.6%(1983年统计数字)。在前16个民族中,除了鞑靼族、日耳曼族外,都成立了以上述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即使是位列犹太族之后的拉脱维亚族和爱沙尼亚族也建立了本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行政区划。1928年3月,苏联政府宣布在远东的比罗比詹建立犹太自治州,目的是将犹太民族集体固定在远离欧洲中心的东西伯利亚,并且利用犹太人的聪明才智促进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但是一方面,似乎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移居比罗比詹并不采取特别的鼓励政策,另一方面,比罗比詹远离欧洲文化和经济中心,生存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比较恶劣,自然对习惯于居住在大都市的犹太人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犹太人也担心,如果一旦移居到遥远并且荒凉的远东,苏联政府可能再也不允许他们回到苏联的中西部或者移居以色列、美国和欧洲国家了。因此,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比罗比詹的犹太人数也仅在2万余人。没有本民族的共和国,也就没有自治的宪法及其他的法律,散居于其他共和国内的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无法得到合理和合法的保障。再加上俄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反犹主义传统,苏联领导人和政府长期以来对犹太民族的不信任态度,因而造成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有移居以色列和欧美国家的较强倾向。
 1948年5月,苏联宣布承认以色列国,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逐步的开展。1964年,第一批苏联犹太人约4667人(主要是老年人)被批准移居以色列。1967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以色列关系中断,有关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申请被停止,此前移居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为8442人。1968年秋,苏联政府又开始接受犹太居民移居以色列的申请。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时,曾公开表示,苏联政府每年将允许36000至40000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1974年,勃列日涅夫又向西方媒体宣布,每年批准移居以色列的人数将增加到5万人。西方学者统计,从1964年至1974年,从苏联移居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数为100829人。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浪潮,到1982年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25万人之多。
 苏联犹太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近70年,他们同苏联其他民族一起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一制度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大批苏联犹太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苏联,移居他国呢?
 前面笔者已经较多地论及了历史上沙皇政府和统治阶级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歧视政策所导致的历史积怨,论及了苏联时期国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盛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点原因:
 第一,从犹太民族自身的民族特质来看,这个民族在长达千年的巅沛流离过程中,尽管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受到了其居住国家和民族的影响,但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始终未被彻底同化和融合。希伯来语、依地语和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的载体,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各种压力而日渐强化。此外,尽管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但犹太人长于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彼此间的各种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并且形成了一股无形的民族内聚力。正是这种内聚力的存在使得外部的民族政策无论施以何种影响,都难以使其放弃对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心理的归属。正如《犹太人》的作者查姆·伯曼特所言:“无论一个犹太人已经离开他的国度、他的信仰、他的民族有多远,只要有人在清晨敲一下他的房门,哪怕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地狱,他也会即刻复原成一个犹太人。”
 二,从国际大背景看,70年代后国际风云变幻对苏联国内的犹太人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加剧了苏联犹太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近千年来,犹太复国主义是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的共同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国家诞生于美国和苏联冷战的背景之下。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苏联领导人和政府将国内的犹太人视为潜在的、甚至是不忠诚的对象。在中东地区,苏联可以利用反犹主义打击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势力,并且还可以赢得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好感。因此,支持犹太人或者反犹主义已经变成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犹太人自然选择离开苏联而投奔以色列和美国了。